因為二月初總算從出借書的朋友手上拿回書（順帶推坑 鏡花先生），結果總有機會再讀《借火》，於是這幾日在想會怎麼寫。
或者寫火吧？發現詩人陳子謙的書評寫了大部分內容。也懶得再找什麼巴什拉來讀，所以很快就放棄了用學術進路講這本書。
不過，陳的兩篇書評應該遺漏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也是（我覺得）很少人談論洪慧的元素：「借火」 ——陳解釋了為什麼是火，但沒解釋為什麼詩集得取名「借火」。
借火，可以解釋成「易過借火」裡面的「借火」。縱使這個典故的解釋方法各有不同（例如，大陸新華網解釋成是主婦之間的碳爐「借火」），香港最常見、也是最常用的解釋，是煙民用語的「借火」：「我無帶打火機/火柴，可以借火嗎？」。
察覺到這個事實之後，《借火》這書其實會有一個全新的角度：為什麼洪慧會在這本詩集的內容，下了個這樣的標題？
其實不覺得很奇怪嗎。作者張口就說鬼國落地獄、油炸、什麼「討厭的人太多」，整部著作彷彿酷刑大全，又有什麼「世界的痛楚在我的當中穿過」。住口之際又多加一句你還不如小白臉，要幻想自己做一隻狗。要是洪慧真是如此決絕，標題所為何事？
或者最好的解釋方法就是讀〈借火〉：
燒。燒世間所有該燒之人
燒啊 燒鬼國裡每頭敗壞的邪靈
火不夠。把所有史書丟進去
賠上雨林，賠上每棵偉人親手
墾植的良心
更多的火。更多的肉身
何必衣冠戴肉身
死就是，死。就是
把無頭孤墳的骨灰也撒進去
所有亂葬崗
都已被草草堆填
再讀一首曾經深深滿意的詩
再吻一次你曾經的嘴唇
你不借我火就滾到旁邊
我還未準備好革一切的命
但我已經把千億年的石油
和，自己裝滿黑色棺木
不用改革和火了
我們自己就是〈借火〉，出自《借火》
〈借火〉這首詩的焦點是在哪裡？詩人陳子謙分析的焦點是火，也就認定，「書中游擊的火舌各有意涵，惟近半刺向憤怒、力量、毀滅或仇恨」。我的焦點不在於火，而是在於「借」：假若「不用改革和火了／我們自己就是」，那麼，「借走火」、「借走革命」，或者說，「借走『我們自己』」的人是誰？
答案是，也在「吃煙」的人。也就是與洪慧讀同一首詩的讀者，或者說，同時代的革命者。所謂的同道人。
〈借火〉一詩也就出現了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當然是詩作裡談論到的內容：是作者談論該如何革命，該「燒世間所有該燒之人」，從這些事物「借來火種」（=革命的燃料）。這當中包括該死之人，也包括「偉人」、「史書」等等建設性的秩序。借來的火，亦不再是吸煙的火，而是革命。陳子謙已經寫過所有有關這項意象的分析，此處不敘。
第二個層次是詩作的功效：也就是，洪慧面向「你」與及讀者的借火 。所謂借火，形同招募同袍戰友，能進行此般親密性的「借你的火來讓我吸一口煙」。
……想像不就是文學、詩歌的可貴之處嗎？正正是這個想像的報復，拓闊了香港詩歌對政治抗爭的想像，如此血腥的暴力抗爭，在我所能讀到的香港詩中，絕無僅有。而且，稍為有理智的人都知道，摧毀整個殖民體制，進而威嚇殖民宗主國這種瘋狂革命，其實連億萬分之零點零零零一的機會都沒有。但癌石明知如此，依然要醒着做夢，這種狠勁，或曰傻勁，或曰，知其不可為而「言」之，不正正是推動政治變革最需要的品質嗎？……因此，癌石能夠冒着殖民政府言論審查的勇氣，冒着被香港詩人目為狂徒瘋子的勇氣，寫出這麼一首超越時代的詩，誠為超越時代的詩人。
〈借火〉一詩，連帶《借火》一書，即是洪慧的投名狀，是洪慧對於同時代人的一種政治感召。詩歌既在表達洪慧的政見，亦是供人取用的武器：無論是〈燃燒瓶〉的「我是燃燒瓶，一個/想要粉身碎骨的燃燒瓶」，繼而呼籲「我們」要「掟過去」、還是〈數棱角〉最後寫道，「你只會摸到一個意象/心臟：鮮活滾燙/用棱角分明的節奏/跳動、抒情」，甚至乎洪慧最近在論及癌石的兩篇文章裡提及到，以「推動政治變革」作為稱讚癌石詩歌的理由，甚至乎大費周章地討論「朗讀」（作為一種表演，一種演出，要向一無所知的平民大眾宣傳理念和感動人心）與詩歌的關係，洪慧總是將詩歌視作為是「我們」對某個甚少在詩中表露姿態的「你」的，一場親密的政治演說。詩歌寫作、出版、傳播，既是在實踐洪慧的詩觀，也是「革命」的一種實踐，是政治啟蒙、招募同時代的人投身政治改革的武器。
此實非常可惜，因為癌石的激烈抗爭，其實可以更加豐富香港詩的「本土意識」，地誌文學之外，香港實在更有抗爭傳統。這條線索可以是何達、崑南、江詩呂、古蒼梧、癌石、淮遠、雨傘運動⋯⋯
當洪慧追問「香港更有抗爭傳統（的地誌文學）」，他指向的其實即是，「香港現在該有更多什麼詩歌」，因為香港缺乏擁有批判意識的詩歌。這個問題，其實與《借火》一書裡問到的「你不借我火就滾到旁邊」，同出一撇：也不是說「遊行示威」唔好，而是，香港應該要有什麼樣的政治抗爭？答案是，香港缺乏遊行示威之外的抗爭。
而如果我們對照的不是〈癌石〉二文，而是《借火》，洪慧（面對這類人）所給出的答案，理應該更為決絕：「沒人有空鳥你／「做一個客觀的好人」」，那些玩「二流魔術」的人真得很「體面」啊（〈並沒有人〉）。
對於這個問題，反對本土派、「抗爭傳統」的，自然會端出這樣的答案：當文學成為（洪慧眼中的）政治啟蒙工具，要反對洪慧的詩觀，其實也在反對洪慧的政見。《借火》與〈癌石〉等兩篇文章，也可以落入這類質疑：「為什麼只有激進革命才算是本土抗爭」、「為什麼詩歌必須要被拿來『用』，『案頭詩』有何不妥？」等等懷疑，甚至乎質疑這種燒毀一切的詩歌到底可以通向什麼結果：「我們並非一無所有，香港並非那麼壞，為什麼我們必須抗爭？我們真的需要採取如此激進的態度嗎？」
面對政治的大哉問，我當然有答案。但此處既非時政論述，故此就點到即止；對於那些反對的朋友（與及洪慧），在此交出最近讀到的一段 Mark Fisher，完結這篇文吧：
The long, dark night of the end of history has to be grasped as an enormous opportunity. The very oppressive pervasiveness of capitalist realism means that even glimmers of alternativ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ossibilities can have a disproportionately great effect. The tiniest event can tear a hole in the grey curtain of reaction which has marked the horizons of possibility under capitalist realism. From a situation in which nothing can happen, suddenly anything is possible again.
《Capitalist Realism: Is There No Alternative》／Mark Fisher
回歸空無，方見萬物。當我們全無假設，也就能想像可以發生什麼，能容許我們從現實裡開出一個最微細的、最細微的洞穴。文學的難得，也就在於這些地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