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名狀:再談洪慧的《借火》

因為二月初總算從出借書的朋友手上拿回書(順帶推坑 鏡花先生),結果總有機會再讀《借火》,於是這幾日在想會怎麼寫。

或者寫火吧?發現詩人陳子謙的書評寫了大部分內容。也懶得再找什麼巴什拉來讀,所以很快就放棄了用學術進路講這本書。

不過,陳的兩篇書評應該遺漏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也是(我覺得)很少人談論洪慧的元素:「借火」 ——陳解釋了為什麼是火,但沒解釋為什麼詩集得取名「借火」。

借火,可以解釋成「易過借火」裡面的「借火」。縱使這個典故的解釋方法各有不同(例如,大陸新華網解釋成是主婦之間的碳爐「借火」),香港最常見、也是最常用的解釋,是煙民用語的「借火」:「我無帶打火機/火柴,可以借火嗎?」。

察覺到這個事實之後,《借火》這書其實會有一個全新的角度:為什麼洪慧會在這本詩集的內容,下了個這樣的標題?

其實不覺得很奇怪嗎。作者張口就說鬼國落地獄、油炸、什麼「討厭的人太多」,整部著作彷彿酷刑大全,又有什麼「世界的痛楚在我的當中穿過」。住口之際又多加一句你還不如小白臉,要幻想自己做一隻狗。要是洪慧真是如此決絕,標題所為何事?

或者最好的解釋方法就是讀〈借火〉:

〈借火〉這首詩的焦點是在哪裡?詩人陳子謙分析的焦點是火,也就認定,「書中游擊的火舌各有意涵,惟近半刺向憤怒、力量、毀滅或仇恨」。我的焦點不在於火,而是在於「借」:假若「不用改革和火了/我們自己就是」,那麼,「借走火」、「借走革命」,或者說,「借走『我們自己』」的人是誰?

答案是,也在「吃煙」的人。也就是與洪慧讀同一首詩的讀者,或者說,同時代的革命者。所謂的同道人。

〈借火〉一詩也就出現了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當然是詩作裡談論到的內容:是作者談論該如何革命,該「燒世間所有該燒之人」,從這些事物「借來火種」(=革命的燃料)。這當中包括該死之人,也包括「偉人」、「史書」等等建設性的秩序。借來的火,亦不再是吸煙的火,而是革命。陳子謙已經寫過所有有關這項意象的分析,此處不敘。

第二個層次是詩作的功效:也就是,洪慧面向「你」與及讀者的借火 。所謂借火,形同招募同袍戰友,能進行此般親密性的「借你的火來讓我吸一口煙」。

〈借火〉一詩,連帶《借火》一書,即是洪慧的投名狀,是洪慧對於同時代人的一種政治感召。詩歌既在表達洪慧的政見,亦是供人取用的武器:無論是〈燃燒瓶〉的「我是燃燒瓶,一個/想要粉身碎骨的燃燒瓶」,繼而呼籲「我們」要「掟過去」、還是〈數棱角〉最後寫道,「只會摸到一個意象/心臟:鮮活滾燙/用棱角分明的節奏/跳動、抒情」,甚至乎洪慧最近在論及癌石的兩篇文章裡提及到,以「推動政治變革」作為稱讚癌石詩歌的理由,甚至乎大費周章地討論「朗讀」(作為一種表演,一種演出,要向一無所知的平民大眾宣傳理念和感動人心)與詩歌的關係,洪慧總是將詩歌視作為是「我們」對某個甚少在詩中表露姿態的「你」的,一場親密的政治演說。詩歌寫作、出版、傳播,既是在實踐洪慧的詩觀,也是「革命」的一種實踐,是政治啟蒙、招募同時代的人投身政治改革的武器。

當洪慧追問「香港更有抗爭傳統(的地誌文學)」,他指向的其實即是,「香港現在該有更多什麼詩歌」,因為香港缺乏擁有批判意識的詩歌。這個問題,其實與《借火》一書裡問到的「你不借我火就滾到旁邊」,同出一撇:也不是說「遊行示威」唔好,而是,香港應該要有什麼樣的政治抗爭?答案是,香港缺乏遊行示威之外的抗爭。

而如果我們對照的不是〈癌石〉二文,而是《借火》,洪慧(面對這類人)所給出的答案,理應該更為決絕:「沒人有空鳥你/「做一個客觀的好人」」,那些玩「二流魔術」的人真得很「體面」啊(〈並沒有人〉)。

對於這個問題,反對本土派、「抗爭傳統」的,自然會端出這樣的答案:當文學成為(洪慧眼中的)政治啟蒙工具,要反對洪慧的詩觀,其實也在反對洪慧的政見。《借火》與〈癌石〉等兩篇文章,也可以落入這類質疑:「為什麼只有激進革命才算是本土抗爭」、「為什麼詩歌必須要被拿來『用』,『案頭詩』有何不妥?」等等懷疑,甚至乎質疑這種燒毀一切的詩歌到底可以通向什麼結果:「我們並非一無所有,香港並非那麼壞,為什麼我們必須抗爭?我們真的需要採取如此激進的態度嗎?

Photo by raffaele brivio on Unsplash

面對政治的大哉問,我當然有答案。但此處既非時政論述,故此就點到即止;對於那些反對的朋友(與及洪慧),在此交出最近讀到的一段 Mark Fisher,完結這篇文吧:

回歸空無,方見萬物。當我們全無假設,也就能想像可以發生什麼,能容許我們從現實裡開出一個最微細的、最細微的洞穴。文學的難得,也就在於這些地方吧。

香港人。負責寫字。長期憂鬱。

香港人。負責寫字。長期憂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