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的928，我在現場。我在夏愨道現場見證著熱狗在前線叫人要向前推進。當我接到家人的電話，我登上地鐵回家。一個半小時後，我在電腦上看到示威者突破前線，佔領金鐘。
那年，我和幾個本來就討厭的親戚吵架。我和我爸吵架。我當時在讀大學二年級。我不敢上前線，怕會犯法被抓。但我很積極地在網路上傳播和撰寫相關的新聞。
八十七日後完結，我開始變得消極。我開始在想為什麼我沒上前線。
五年後的今日，我變得更加消極。差不多過百日的示威遊行裡，我只去了前幾次民陣的遊行示威——就那幾次可以公開地打卡、貼上網，和朋友一起出席的遊行。因為有不反對通知書，去遊行不犯法，人多得很，被人拉的機會微乎其微。我於是回到那個五年前的問題：為什麼我這次也沒有上前線，只會呆在家裡，連和理非也稱不上？
我認為，許多人之所以成為「和理非」，不在於所謂的道德高地，或所謂道德證成等等周保松式理由，而是因為和理非是最安全的抗議方法。我不能為所有人代言，而只能代表我身邊的情況：和身邊的一些親戚一樣，我們都討厭警察，某些會杯葛港鐵和藍絲店鋪。我們支持五大訴求，但我們都不想被警察拉——因此我們不會跳閘，不會貼文宣，也不會上前線。做和理非，參加大型的合法示威，或者捐錢，已經是極限。
當然，說不准某天，在網路上發表反對政府的講法，也會被以言入罪了。但更加確切和逼切的問題是，現在已經沒有合法示威了。
這是個「和理非」也會被警察拉的時代。警察拉人，不再因為犯法，也很難說是為了驅散示威者，而是為了恐嚇人們。我當然認為香港警察普遍都有情緒問題，甚至乎精神病。但警察拉人、打人、傳出新屋嶺等等的問題、甚至乎逐步升級警暴，很大機會也是源於高層默許（甚至乎呼籲），用意是為了鎮壓和警戒其他示威者，恐嚇在家裡看著的人，拉高示威的抗爭成本。任憑我再怎麼不喜歡警察，或者覺得這一手棋不道德，我還是認為香港政府的這一手是很有效的。
當連登有人寫道，
「黑警濫權濫暴問題一直存在，佢地愈來愈過份係因為佢地仆街食撚屎無人性，而唔係因為我地出黎抗爭。係，對家已經去到毫無底線，咁你係咪打算從此認命、唔再出黎？」
我已經認為自己和這場運動脫節了——的確有人不敢出來，而這些人早已被這場運動遺忘。
下一次聽到他的消息，是被捕，從非法集結改控至暴動、縱火。聽罷一怔，只能啞啞的談着程序化的問題。後來從負責社工的分享知道，他依然掛著燦爛的笑容，嬉笑着：「你哋係場運動努力啲，我咪坐少啲囉！」
律師費、堂費、職業、交通費、保釋費用等等，尚且可以找星火申請（或者612基金）。可是，被捕以後隨之而來的手續、程序，對一般人而言是個未知而可怕的黑洞 ——想想看新屋嶺傳出的強姦和毆打案，與及可能的控罪和刑期吧。讀到有中學生能笑著面對未來，我除了覺得無奈和難過，還覺得難以置信。
我忍不住在想：坐牢出獄以後，到底還有多少人記得這些事情？
香港人很善忘。人們會記得梁天琦，談論梁天琦，卻會忘記梁天琦以外那些同樣因為16年旺角魚蛋革命而入獄的其他政治犯。我想起最近引用《Winter On Fire》的那一句話，「若我們接受了政府的條件，我們已死去的朋友，是不會原諒我們的。」——假若運動轉向沉寂，或失敗，五年後，十年後，我們又會記得他們的名字、長相、年齡、與及為這片土地犧牲的原因嗎？待他們被釋放時，他們又將會迎來怎麼樣的下半生呢？待他們回來的時候，我們可以怎麼樣幫助這一千多個名字？
我希望我們並非如此善忘。但我怕。
我怕被遺忘。我怕下半生得受牢獄之苦。我怕成為政治犯。我怕被捕。香港卻有千千萬萬人認定，就算被捕了，三年後五年後出獄又是一條好漢。反正只是坐牢。而我總是難以理解為什麼他們會為香港如此付出。
當然，我理解民主，我理解自由。我理解下一代的世界就是這批學生。要是這場運動真正說明了什麼，那就是，成人的政客、市民、一般人，是如此無能，竟然無法解決成人世界的政治問題，而得讓學生還未拍拖和面對公開考試，就跑來示威抗議，提早承繼這片土地的未來。
我所不理解的是，他們甘願為了這些理念，以下半生做賭注，就為求一場不知道會不會前來的勝仗。理念無形而值得爭取，但勝負卻不知道會不會來。和絕大部分抗爭文宣的高揚感相比，來到今日，我越來越回到到雨傘後期的悲觀（尤其是看著支持和反對612基金的兩派），覺得運動已經有割裂的跡象。我既不理解這批人的樂觀（我算是挺為悲觀），也不理解為什麼他們可以如此無悔。
我有太多難以理解的東西。但我開始理解自己五年前沒上前線，五年後如此的理由：我並不愛香港，因為我並不願意為這裡犧牲太多。我更怕有無數的人前仆後繼的犧牲，因為有太多香港人受不起。
備註
我認為，除非做到如武裝革命等級別的示威，或者是外國的制裁有效得能讓香港政府屈服，或者是林鄭和中共突然良心醒覺，如果只是商業和經濟損失，我想不出政府會突然全面妥協的契機。
邏輯是，既然政府有錢起高鐵、港珠澳大橋和人工島，揮霍香港庫房配合「大灣區」，錢（或者庫房收支，或者財團向政府投訴）向來並不是這個政府最關心的事情——大不了就政府再與財團私相授受，或者安排大灣區新機遇好了。林鄭說她得服侍兩個主人。我自己認為，倘若要在兩個主人之間選一個，配合國策才是香港政府最關心的事——董建華的名言就是「香港好，中國好；中國好，香港更好。」。
要動搖或解決現在最根本性的問題（或者說，五大訴求要達成，並梳理香港既有被揭發的問題），回應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釋放示威者、撇除暴動定性和雙普選，最起碼意味著重組警察監察（或者說，政府部門）架構或下放一定權力。
這些下放權力的訴求，最終會通向爭取自主權（i.e. 徹底的獨立，或自主權），或守護並確切執行一國兩制（有點類似陳雲所講的護法），或者是政治制度上或權力的更替——而在香港的環境底下，這兩件事其實沒什麼分別。傳統由下而上的政治改變（例如選舉、和平示威）難以帶來政權更替（i.e. 非建制派黨人當選行政長官、立法會分組點票過半數），最多只能當成是選出政治 KOL=議員，想當然爾不會帶來上述所講的劇烈制度改變。從上而下的政治改變，則回到上述所講的問題：除非中共突然良心醒覺，否則並不可能。
外力促使政府作出改變，或突如其來的內部革命，成了兩大可能的出路。前者難以預算，後者的話，香港人並未有這種條件（不管是武裝上還是思想上）實踐——最起碼自主、自決、獨立等等名詞，對於大部分沒有上網看連登或者買蘋果日報的香港人來講，算是陌生或者被厭惡的字眼。一如五年前的立場：我很希望，也樂見成事，但我已經等了五年了。我不認為短期內會發生，更不認為有方法通往這些結果。
同樣地，人們如此憤怒，在可見的未來（最起碼這年內，到了下年年初）仍會不斷上街示威，而且，就算此事暫告一段落，以後也不會恢復和平示威。
我不知道香港最後會變成怎麼樣。但我認為，事情最終可能會發展成，在不損害統治權或交出權力底下，政府會扮作滿足市民要求。比如說，林鄭或數名高官可能會辭職。政府可能會答應獨立調查委員會的訴求，或會以所謂「監警會」檢控警察，尤其是部分已離職的警察，去實踐並證明監警會的效用。部分學生會被輕判或釋放。這些都是為了象徵式地間接回應訴求——一如象徵式地開放的各式警察記者會、與及林鄭發表的「講話」，用意都不在於回應，而在於擺出開放的姿態回應建制派支持者，與及企圖分化支持示威的民眾。
接下來的一年間，示威會持續，蒙面法會被倡議立法，警察部隊會增編，並會出現更多傷者（甚至乎死者）。各種製造假象的對話會也會持續進行，並會有更多人參加，成為假象的一部分。而且，選舉的狀況只會越來越差——可能政府會放寬審查，但會出現種票或假票等等現象，或者是以黑社會等地區勢力打壓候選人（甚至乎充當候選人），將政治打壓變得更加明確，但不再只是從制度層面打壓。
長遠而言，香港會輸入擁護中國的經濟或技術移民，或以各種文化軟實力，促使下一代人支持中國政府，溝淡本土意識。目標是，讓香港的重要度會越來越比上海、澳門、廣州等經濟城市低。
Two kinds of pessimism: “The end is near” and “Will this never end?”
“Infinite Resignation”, By Eugene Thacker
香港人流行說要「大家攬炒，快派解放軍入城」，但其實攬炒是個帶點樂觀的講法——因為攬炒到最後，事情都有了結局，剩餘下來的人就可以開始重建，導致既定秩序急速洗牌。另一個我覺得很樂觀（也相信）的講法是，我想不出這樣的示威者有落敗的可能性。短期之內，大家都不會停止示威。長遠來講，無論事情怎麼發展下去，有著如此有能和樂觀的下一代人，香港大概不會有什麼問題。
最壞的講法是，最壞的還未到來，接下來的打壓只會每況愈下。這也是我對現況的感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