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讓我們先從最最人畜無害的《工作細胞》開始。《工作細胞》可以說是一部非常寫實的擬人化作品——寫實得會被人當成是教生物的範本，也寫實得可以當成是合家歡動畫，讓全家一起看。然而，《工作細胞》的寫實與虛構——或者任何作品的寫實與虛構——本應該是《工作細胞》最無需討論的地方。
在這篇討論《工作細胞》的文章裡，作者的觀點可以總結成這句話，
「過份著重比擬的精準就會束縛故事的創作方向；反之，為了故事的趣味就必須犧牲一定的真實感。」
對我來講，這篇文章的觀點可以概括和轉換成，「《工作細胞》與及任何擬人化作品雖然有模仿現實的地方，也有失實的地方。」；這個結論當然正確，但正確得好似什麼也沒說過。畢竟，存在著極限的不僅僅是擬人化這種寫作手法，而是創作。
我們這個時代的創作早就已經脫離了單純的現實寫生。一個大家都會認同的例子是，現代藝術品再也不僅僅是上世紀的那些生動地描寫人物形態、生活的版畫，還包括各種類型的裝置藝術、映像藝術、雕塑、行為藝術。認為藝術必須要是現實生活的寫實照，繼而認為偏離了現實寫照的藝術就是失敗的，或者是存在著問題和局限的，難免低估了藝術的影響。我們甚至乎忽視了，現代的不少藝術家和藝術作品，正正就是建基於犯禁和推翻前人，挑戰思想之上。
讓我們來考慮南斯拉夫的行為藝術家Marina Abramović（瑪莉娜·阿布拉莫維奇）的名表演 Rhythm 0。在 Rhythm 0，表演者瑪莉娜赤身露體的在一個房間裡表演。場內有七十二項道具，包括槍械、子彈、梳子、刀子、香水、花、火柴、玻璃杯、相機、鎖鏈、紙筆墨等等。表演的內容非常簡單：「請把我當成物件，你可以在我身上使用任何物品，我承擔所有責任，即使是把我殺了也可以，我們有六個小時的時間。」。
整個表演從和平開始，以血腥結束 — — 起初，瑪莉娜與觀眾接吻，瑪莉娜甚至獲贈禮物。可是，事件很快就失控：有人刺傷了瑪莉娜、有人在她的腹間寫字、拍下裸照、戲弄她的身體、甚至乎讓她拿著一支上膛的手槍，讓她指向自己。六小時的表演結束以後，瑪莉娜流著淚和血的恢復活動，瞪向人群。群眾慌忙逃去。
整個表演的立足點，正正是在於犯禁：正因為觀眾被放在人工處境，觀眾才會興起，而去虐待、去起哄、去盲目跟風、玩弄瑪莉娜的身體 — —繼而內疚，寫信道歉，繼而讓這些觀眾反省自己。這樣的表演之所以成功，並不是因為表演的符合現實，或者是靡服於某種道德價值觀，而是因為表演將觀眾放置在一個虛構的環境下。這樣的表演成功，在於它挑戰了我們既有的價值觀。更好的是，表演內的觀眾拋出了一個問題，但沒有遺下答案——那個答案得我們尋找，而這正正是藝術發揮功效的地方。
下.
《Re:Creators》有一個我非常喜歡的場面。當作者方的駿河駿馬面對自己創造的角色托卡，她向對方解釋道，「只要能讓故事變有趣，多少不幸我都能創造，也能殺人取命，甚至顛倒世界。」。托卡於是回敬一句，「就算作者是神，那作者也肯定是邪神。」，不齒的向對方吐口水，痞視對方，舉槍指向對方。
我常常覺得寫輕小說的人是殘忍的。他們給了角色生命，為他們吹一口氣，繼而利用這些自己創造出來的生命。作者虐待角色、殺戮角色、玩弄角色、殘忍地對待角色、甚至乎讓角色做著各種不道德的事情——不道德得讓《OVERLORD》被某些讀者稱呼是「反人類的」「教壞青少年的」、危害青少年的作品——這就只是因為，作品沒有給好人好下場。相反，壞事做盡的壞蛋，卻是活得逍遙法外，擁盡世間榮華。
這類批評還不僅僅在《OVERLORD》出現過 — —最近《哥布林殺手》的強姦場景，也面對著類似的批評——觀眾不僅批評動畫展示了強姦場景，還批評了作者三觀不對，讓一個不擅交際的男主角坐擁三千後宮佳麗，繼而認定，這種宅男想像會教壞觀眾。同類的批評還在電子遊戲借屍還魂過：官僚、家長、長輩，對電子遊戲最常出現的批評，莫過於批評遊戲「暴力」，而這種「暴力」會導致遊戲的玩家變得暴力——不管是因為作品傳授了錯誤的道德價值觀，還是說因為作品的代入感太強，以致到玩家會錯把虛擬當成是現實。
當然，這個問題有太多簡單的答案。最為簡單的解釋方法是，展示行為不等於有意識地鼓勵或推崇，或意圖傳授這種行為。觀眾也並非如此盲目地在媒體的另一頭「接受」媒體輸出的內容——沒有任何觀眾會不加思考，毫無批判的全盤接納媒體提供的內容（這是一個很常見於「電視會毒害青少年」的前設——例如Ben Shipiro 對荷里活的批評就如此假定了）。我們甚至可以說，媒體更沒有「教育」觀眾，為特定價值觀服務的責任。
但我覺得最為值得提出——也最符合這篇文章的脈絡的反駁，是「代入感」：（一如Ian Bogost 在《How To Talk About Videogames》提出的，）當我們指一部作品有代入感，我們其實即是在暗示作品提供了一個寫實的、符合現實的，或者是一個很周全的環境。而 Barrie Gunter 的著作《Does Playing Video Games Make Players More Violent?》就提及到，當作品越是寫實和擬真，觀眾就越是容易代入作品——大概沒有什麼，比起奇幻場景的、擁有異能的《OVERLORD》，或者是殺奇幻生物如哥布林的《哥布林殺手》，更加奇幻，更加難以讓人代入，更加缺乏現實感（Realism）。
然而我們還可以問這個問題：為什麼這些作品會這樣展示這些反人類的行動？為什麼他們好選不選，就會選了要寫這些如此非人類的東西？真的非寫強姦和虐殺場面不可嗎？而更為逼切的問題是：為什麼得如此展示暴力——而不能帶有反思性的展示暴力？
對此，我們又可以有好多形式的解釋——例如說，為了話題性。為了劇情需要。為了描寫。為了服務觀眾。為了滿足（所謂）「末期資本主義」的需求。這些最終還是回到那句說話，那個前提：因為作者認為，這樣會讓作品變得有趣。當然，觀眾可以不認同這句話。觀眾甚至可能會覺得作品毫無深度，覺得作品賣肉，賣弄色情，覺得作品的設定前後矛盾，覺得這樣的作品不符合觀眾的個人道德；觀眾也可以認為，作品折射的價值觀反映了時代的價值觀和想像，恰如思兼對《工作細胞》的批評——而這些解讀，這些無法說服人的差劣之處，不應該上綱上線成一種社會的道德危機。說不准的是，這種在作品裡強求「寫實」和「道德倫理」的道德說教，其實會比起差劣的作品更加危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