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時期，百業蕭條，音樂業也當然不能倖免。二月，傳奇級香港Live House This Town Needs 因疫情關係宣告結業。近日，香港的通利琴行宣布，將解散工程部辭退共二十一名技工，該部門專責舉辦大型音樂會。
武漢肺炎席捲全球，世界各地的音樂業界，也相繼如中港台日等地一樣：演唱會被取消、歌手不得不在家創作、音樂工業近乎停擺。然而，音樂的演出、買賣、聆聽及創作，並不會因為疫症而徹底消失。到底瘟疫時期的音樂業界情況如何？讓我們來簡單看一看。
Spotify 與電台節目的此消彼長
或者大部分人都會認為，Spotify 之類的大型企業，會和其他串流服務一樣（如 Netflix、Pornhub）在瘟疫時期錄得流量增幅。但其實，在部分疫區，音樂串流平台的點播率是下跌的。
根據音樂媒體Quartz的報導和轉載，在意大利封城之初的三月，該地區最受歡迎兩百曲的合計點播率就比二月下跌了兩成。同樣地，音樂媒體滾石也指出，從3月14日開始，美國出現全民隔離潮，美國國內的Spotify流量就下跌了7.8%。另一個媒體進行的統計則指，在這段時間內，美國國內的音樂串流服務流量，下跌了將近9%。
為什麼會有這種改變？
首先，統計的期間裡，美國新發表的熱門單曲數不多。在上面的統計進行之際，並未有新歌登錄Hot 100的榜單。或者是因為這個緣故，播放次數才會減少。
也有指，播放習慣影響了Spotify 的流量。Spotify 的不少流量並非來自個人，而是來自商店、健身室或餐廳等環境。當上述設施都因為武漢肺炎而關閉，Spotify的流量自然會減少。
但要數另一個明確原因，或者是其他佔用耳朵的媒體擠過了Spotify。電台節目既有音樂和資訊播放，又可以吸收新聞和武漢肺炎的最新動態，就在這個時候取代了Spotify，成為了較受歡迎的渠道。也難怪BBC指出，近期的電台聽眾數上升了將近兩成。
值得一提的是，串流公司流量下跌，對歌手或唱片公司的影響輕微。對於歌手來講，全平台流量的多寡，其實並不怎麼會影響收入；真正影響收入的，其實是個別串流佔了整體串流比重的增減，因為 Spotify 是按照每名歌手佔了全平台串流量的權重，分配版稅。而且，就算串流的成績再差，整體的數字仍然非常驕人：據指，本年度的串流流量，已經追上史上最佳的上年（2019年）兩成的播放率。
唱片發行與網路演出
大型企業始終是這個時代裡最安穩的。於企業保護傘底下的音樂廠牌或音樂人，仍然可以靠 Spotify 或 Bandcamp 等平台維持一定收入，但歌手或音樂家的生活當然並不理想。倒不如說，置身於風眼中心的音樂家，正正是被逼改變得最多的一群人。
最明顯的改變，或者就是「推廣唱片」的方法了。雖然也有歌手押後唱片（例如 Lady Gaga），仍有不少知名團體或歌手推出本應出版的唱片，例如Little Dragons、Dua Lipa 和 The Weeknd。
一般來講，為了爭取曝光度，這些團體或歌手一般會出席電視、電台節目，或舉行推廣唱片的巡迴演唱會。隨著武漢肺炎肆虐各地，歌手也不得不減少移動。於是乎，電視節目和唱片發布會變成了Zoom的遙距演唱會、在家直播，或者是網路演奏會。而在這個連 MV 也沒有辦法拍攝的時間裡面，就連綠幕拍出來的花絮片段，也被用來維持專輯的話題 ——這也是Grimes的做法。
更甚者，實體唱片店面被逼關門。本來就很慘淡的實體唱片銷量也一跌再跌。光碟銷量更是首次跌破周銷量一百萬，是有尼爾森統計以來最低的記錄。為了幫助音樂人，Bandcamp就宣布，在3月20日於Bandcamp購買音樂，當日收益將不會經平台抽佣，而會直接抵達廠牌和音樂人手中。
種種潮流預示了什麼？這既可能是象徵著唱片銷量的進一步衰退，也可能是全新的音樂消費及推廣方式的崛起。
在武漢肺炎之前，縱有零星的音樂人會直播打遊戲（如Danny Brown曾直播過Persona 5），或如れをる曾經在Instagram上直播自己唱卡拉OK[12]，但這些都只是偶一為之的活動。
至今，音樂人透過Instagram直播演唱並與觀眾交流，為置身於疫情的觀眾打氣，逐漸變得普遍：James Blake、John Legend、Justin Bieber、Jessie J、Charlie Puth、Imagine Dragons 的主唱 Dan Reynolds，都曾經舉辦過Instagram 演唱會。對於樂迷來講，這些大牌歌手的演唱會一票難求；寒冬壓境，歌手的表演可以在網上任人觀看，也無疑是雪中送炭。這時候的串流除了有表演演出的作用，還是一種讓樂迷確認心愛的音樂人無礙，保障安心的手段。
扯遠一點講：你甚至乎可以說，這些演唱會不僅進一步收窄了觀眾與歌手的距離，也可以看成是為音樂人打開了一種全新的變現途徑。
大輸家：業界從業員，現場演唱會
能夠透過售賣唱片、或串流獲得人氣的歌手是絕少數，但那始終叫做是可能的路。然而，對於眾多依賴現場表演維生的DJ，或者是參加現場表演演奏、錄音的樂師，武漢肺炎可以說是打斷了這批人的活路。
武漢肺炎逼使人們留在家中，避免聚會。這也影響了大批依靠錄音製作的音樂人的生計。當無數的音樂人為了避免出門見面，轉投臥室製作，這也意味著成千上萬計的音樂從業員 ——例如製作、編曲、作曲、混音、後期製作——首先得離開錄音室。倘若情況理想，或者還能遙距合作。實際就是，就此失業也並不奇怪。畢竟，在紐約和洛杉磯的音樂錄音室，就如同市內的各種設備一樣，因武漢肺炎，被逼關閉，復工無期。
音樂節業界、活動、演唱會及表演業界，也遭受重創。美國的Coachella、Ultra Music Festival、巴塞羅納的Primavera Sound Festival、英國的Glastonbury 2020、與及歐洲歌唱大賽（Eurovision），要不就是延期，要不就是直接取消一屆到下年再舉辦。
無論結果是取消還是延期，主辦者不僅需要硬接場地訂金的損失、負擔退票的人力物力，重創主辦的財政能力，更直接導致相關業者 — —例如，場地方（香港的This Town Needs就因此而倒下）、燈光、音響、場地佈置、搬運樂器，與及主要依賴表演維生的音樂家（例如，樂器演奏者、電子音樂DJ等等）統統失業。
為了保護業界，跨國音樂媒體Resident Advisory 也發起了「Save Our Scene」的活動，鼓勵有能力負擔的民眾不退票，變相捐贈給主辦方。日本方面，以 Mars89 和篠田ミル為首的一眾音樂人，也發起了名為#SaveOurSpace 的聯署計劃，要求政府補貼場地的保養費用及從業員的薪水。
最大輸家：日本的同人即買會及同人音樂
而在世界各地裡，大概影響得最深的，就要數日本的同人音樂界。
日本的同人音樂的性質特殊。日本同人音樂是絕少數依賴面對面的即買會（也就是俗稱的「同人場）頒布作品。不少的日本同人音樂組織都沒有使用Bandcamp 發表作品；就算是有使用 Spotify，一般也只會限制聽眾 IP 在日本國內。
之所以一直以來都迴避電子發布，除了是因為日本國內蓬勃的實體唱片業，還有一個主因：頒布會的銷量，本來就足夠養活部分音樂家，促成所謂「商業同人」的奇特生態。既然實體銷售量充足，那自然沒有經濟的動機，把音樂放上網。
藉由跨國音樂遊戲（如 Cytus、Deemo、Arcaea等等，或民間遊戲如 OSU）的推廣，同人音樂家打入外國市場；數年前仍不流行的在 Youtube 放置試聽或全曲（以取代既有的盜版上載），或者是 Bandcamp 售賣音樂，也逐漸變得流行起來。
話雖如此，同人音樂仍以實體買賣唱片作為主要發表方法。二月期間，日本已經出現無源頭的武漢肺炎病例，使得同人即賣會 M3 籠罩於武漢肺炎的陰霾。為了避免人流聚集，消費者避免出席 M3，導致該場次發表的新作銷量大減。
在年度最大規模的同人即賣會Comic Market 宣布取消後，不少同人音樂人處於一種奇妙的兩難：要不就是做出了作品，卻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發布；要不，就會因為Comic Market的消失，徹底打消製作新作的念頭。
若只是找不到發布方法，還可以依靠中介門市（也就是俗稱「通販」）作為仲介，代為發售或散佈作品。一旦直接取消，可以造成一連串的骨牌效應，牽連的除了包括音樂界，還可能包括外包美術和設計等等工序的畫師和設計師，印刷廠，與及燒錄唱片的工廠。
結語
而這也讓我們抵達這篇文章的最後一點：武漢肺炎本身。
先於業界的變化，或者更明顯可見的，會是武漢肺炎對於今後的流行文化所帶來的衝擊。置身於災難之中的音樂人，或多或少都總會反思災難、生死、種族、共同體，以致到追溯自己身而為人的根源和價值觀。種種反思，勢必會成為今後作品的母題，影響下一代甚至乎更下一代的歷史和流行文化。倒不如說，這種影響已經浮現：本文落筆之際（4月6～7日），Charli XCX已宣布，將會於在家隔離期間製作一張專輯，題名即「我現在的感覺」(How I Am Feeling Now)，定於下月發表。
除了武漢肺炎對身體（尤其是呼吸道和肺容量）的後遺症，或帶走音樂人的生命，武漢肺炎也帶給許多人「無力感」。無論你選擇開設 Instagram Live、在這段時間寫歌記錄疫情、或進一步裝備自己，在面對未知的病毒，幾乎每個人只能默默地等待武漢肺炎過去。當武漢肺炎過去了，音樂界還會回歸原貌嗎？還是說，這業界就會繼續衰退？
比起衰退或增長，我想，更多人心裡還是會認為，武漢肺炎定必會促使業界考慮新的變現模式，促使音樂界走上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吧。至於那是什麼呢？大概只有時間才知道了。
